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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汽車產業發展正處于變革期，不少領域以汽車為載體不斷創新、融合，行業之間的邊界逐漸打破；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也為汽車賦予了新的定義和新的生產方式。一方面，汽車產業正不斷進行轉型升級，但另一方面，現有管理體系還停留在對傳統汽車產業的理解上，在新的產業變革環境下已經不再適用。因此，基于生產環節、使用環節兩大領域所建立的行業管理體系亟需調整，以適應汽車產業日新月異的變化。

針對上述問題，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于7月16日召開了第四期電動汽車熱點問題系列研討會，圍繞“汽車產業變革與行業管理體系改革”這一主題，探討現有管理體系下汽車產業發展所面臨的問題。

■ 政策法規滯后產業新發展

我國汽車產業已經歷幾十年的發展歷程，建立了以1994版和2004版《汽車產業發展政策》為基礎的一整套管理辦法。然而，這套管理體系與汽車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一些問題。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曉明看來，我國在行業管理中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重事前管理,輕事中和事后管理，即指政府部門主要對產品、投資和建廠等準入環節進行管理，在生產制造環節和銷售環節上重視不夠；二是重產業管理，輕社會和市場管理。在產業投入和發展環節上進行了管理，但在售后管理上，沒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體系，即在國家層面上還沒有形成系統有效的指導意見，而只是靠地方出臺政策，比如限購限行等一些比較簡單直接的辦法來進行管理。

隨著互聯網產業和汽車產業的不斷發展與融合，催生了“互聯網+汽車”的新型產業模式和新的交通出行方式，然而與這些新模式相關的政策法規尚未完善。王曉明認為，在“互聯網+”的環境下，汽車制造業將面臨網絡化、智能化、虛擬化等問題。如在自動駕駛方面，政府部門尚未專門出臺配套的政策法規。此外，汽車出行服務模式日新月異，針對car2go、Uber、滴滴等運營模式的相關政策法規還沒有完善，企業在運營過程中，面臨著政策風險和不確定性。隨著生產方式的變化，原有管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開始限制產業的發展。在鼓勵技術創新、完善相關標準方面，需要政策法規的配套。

■ 準入標準應當順應新變化

汽車行業是制造業中少有的受到高度管制的領域，汽車產業的投資、資質、生產等方面都需要政府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進行規制。過去的規制建立在對于傳統汽車產業的理解之上。當汽車產業發生變化之后，之前建立起來的汽車相關的一系列準入管理方法的局限性就凸顯出來，主要體現在對新能源汽車的準入環節上。

有企業負責人表示，當前汽車產業的準入標準存在偏重資產、偏重產量的問題。導致地方政府在和新進入企業合作時，往往只重視企業在生產環節的資產投入，而忽視企業自身的特性和發展優勢。如進入新能源汽車領域的互聯網企業，最擅長的方面不是汽車制造，而是數據轉化的能力和模型。準入標準的沿用對于新進入的互聯網企業而言，不利于發揮自身優勢，有可能導致重復投資、重復建設和汽車產能的進一步過剩。

是否可以允許汽車企業走IT化生產路線，即擁有品牌、技術及設計，減少重資產的生產環節，成為目前投資界、生產界以及行業新進入者非常關注的話題。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首席專家張永偉表示，當前，技術變革使新進入者進入行業之后的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如果準入問題不解決，則汽車產業的下一步發展將會受到影響。

■ “新鮮血液”需要得到保護

隨著電動汽車產業的不斷發展，在生產技術上也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國內電動汽車的技術瓶頸集中在核心零部件上。有企業代表提出，目前我國的供應鏈尚不足以支撐全球化開發的產品。我國的核心技術同國際先進水平還存在差距，產業結構及技術能力需要提升。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融入，對電動汽車在軟件應用、智能附件和整車傳感技術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企業代表認為，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的應用，智能交通的概念已經開始逐漸應用到汽車行業和交通系統當中。以智慧交通為例，如果在動態路面上做到左、中、右三個車道動態數據實時產生，其中的技術和數據將會非常具有價值。張永偉也表示，如果能實現高可靠、大容量、低時延的數據傳輸，將能夠解決大數據移動通信的問題，對于汽車產業的發展和出行方案的解決將是一次重大的變革。

此外，新興中小企業也想進入汽車產業中來，但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中小企業融資難成為普遍現象。一些具有先進理念、擁有新技術和新平臺的企業發展遇到來自資金、準入等方面的高門檻，無形之中會扼殺新觀念和新技術在汽車產業中的推廣和應用。管理政策應當大力支持這類新興中小企業的發展。